编者按
3月底，原点栏目刊发了《被“梅姨”拐卖的男孩，“回不去”的家》，记录了被拐男孩林蔚（化名）的故事。从17岁被亲生父母寻回，到21岁悬停在养父母和原生家庭之间，他的心灵无处安顿。这场“后团圆”故事里，他与亲生父母相认却无法相爱的情感“错位”，牵动了不少读者的心。报道也引发了社会对被拐家庭后期融入问题的讨论——
当“团圆仪式”落幕，相机闪光灯和泪水退场，面对断层的亲情和陌生的生活，大多数已成年的寻亲者该如何抉择？他们与原生家庭后续产生的割裂与矛盾，是否会成为拐卖带给每个个体的“二次伤害”？
在具体“融入困境”被看到后，我们将继续追踪当事人在认亲后每个阶段的心理变化，追问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该如何作为，才能帮助被拐卖人员走上真正的回家之路。本文将从打拐民警、长期介入被拐家庭心理干预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以及相关研究者探寻的不同视角，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胡祥雨警官帮助四川阆中市龙泉镇82岁老太庞桂芳找回失踪43年的小儿子。 受访者供图
认亲前的“隐藏信号”
从事近10年寻亲当事人团圆后的心理疏导工作，心理咨询师郇玉峰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事人幼年被拐的认亲事件中，“团圆”并非都会带来喜悦和泪水，有时带来的反而是当事人对未来更深的恐惧。
今年年初，郇玉峰跟踪了一起“典型”认亲事件，当事人翟马杰的认亲意愿，耗费了近一年时间才迎来转机。
最初，这位已被养父母更名为赵少涛的36岁中年人，对“认亲”极度抵触，三次拉黑联系他的民警微信——河南南阳市长年深耕在打拐一线的警官肖振宇特别提醒郇玉峰。
“彼时的翟马杰，在养父母所在的城市河北邯郸，过着平静却内心迷茫的生活。”郇玉峰和当事人接触后发现。
作为全人心理研究院院长、本土心理学研究者，郇玉峰这几年带领团队和河南省公安厅合作，为寻亲家庭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但是省公安厅这几年经办的寻亲团圆案例中，他的团队介入心理援助的不足百分之十。
“不是不想提供心理援助，而是其余的寻亲案例大多没有所谓团圆后续，就中断了。”郇玉峰解释。
究竟哪些被拐案例值得社会投入精力促成“团圆”？一直在打拐一线的肖振宇警官有一套判断标准——如果被拐当事人被寻回后，本人和原生家庭都已很淡漠，比如原生家庭父母年迈离世，家中只留下素未谋面的兄弟姐妹，双方“团圆”仅仅是见一面，确认各自安好也就结束了；另一种情况是寻亲双方只有一方相认意愿强烈，另一方根本不愿被打扰，态度强硬，这时“团圆”也会成为口头支票。
在长期帮助被拐人员重返家庭的实践中，四川绵阳的打拐民警胡祥雨和同事们也摸索出了一套更尊重寻亲者意愿的工作流程。一旦高度疑似被拐人员通过人脸识别比对到亲人，胡祥雨在发给当地警方配合协查的函件中，会写明请当地警方妥善处理，以“配合人口普查”等名义把当事人请到辖区派出所采集DNA。如果鉴定结果支持当事人为被拐人员，胡祥雨会叮嘱当地民警循序渐进，询问当事人是否知道自己身世、是否有回家和血缘至亲相认的打算。
“能走到心理咨询这一步的，大多是双方有相认意愿，但面对多年的情感鸿沟，又一时不知所措。”郇玉峰指出。
从长达一年的追踪中，肖振宇判断翟马杰和原生家庭属于融入可能性较高的案例：翟马杰一直有“找家”的愿望，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和养父母关系一直比较淡漠，还经历了打架退学、青春期叛逆等人生灰暗时刻。他也曾向周边人打听亲生父母的下落，但都未被正视。与此同时，远在河南南阳老家的父亲翟全林也一直未放弃寻找。和翟马杰一同被拐走的母亲王新芳，后来有幸逃脱回家，一直期盼着儿子回来，后来哭瞎了双眼，含恨离世。
“双方都想走近彼此，但无从入手。”于是肖振宇第一时间主动联系了郇玉峰团队。
但翟马杰为何到了团聚的“临门一脚”，变得犹豫不决？郇玉峰判断，他年少时多次找家的意愿都被压制了，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找不到了，当这一切真的发生时，却出现了“退缩”的心理状态。
僵持了好几个月后，肖振宇捕捉到了翟马杰寻亲事件的“转机”——翟马杰离婚了。他和妻子分开的重要原因，是自己向妻子坦承了身世：他是被收养的，不是本地人，有朝一日可能会回亲生父母身边。这份因身世导致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是伴随翟马杰被拐后的“持续性创伤”。郇玉峰决定循序渐进破解。
郇玉峰担心翟马杰已接受了太多工作人员站在“助人者”位置居高临下的劝说，例如：我们已经为你找家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你父母也期盼着你回去……“细数其中的社会成本，对翟马杰而言是一种道德负担，反而会让他想远离。”
所以见到翟马杰后，郇玉峰首先表态：“肖警官一直在帮助被拐孩子找家，这是他的人生使命，他只希望你获得好的结果，你不需要回报他。我也十分愿意帮助你，这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专业心理学是有用的。”给翟马杰“思想减负”后，郇玉峰发现他神色舒展了很多，继续宽慰道：“你被拐卖，本身是社会中极为不幸的事情，不是你的错。现在你回归原生家庭的路上，也应该得到社会力量对你的支持。”此时，翟马杰也开始点头回应。
这些配合的意愿，无疑是当事人发出的想要“回家”的信号。
胡祥雨也发现，这几年收到的“找家”信息中，大约有一半都是被拐孩子主动发出的。尤其是这两年，公安人脸比对、DNA鉴定等打拐技术愈发成熟后，更多人循着此前成功团圆的报道案例而来，希望找到自己的亲人。
但如何捕捉并把握住这种“游离”的回家信号，理解当事人的真实处境，也是亲人被寻回后，“团圆”能真正发生的前提。
在认亲仪式中“重建”
今年1月初，翟马杰终于踏上了返乡认亲之路。
出发前，他便得知家乡的亲朋邻里为他准备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从南阳市区回老家的2小时车程中，郇玉峰全程陪同。翟马杰坐得笔挺，忽然发问：“我见到家里人后该做什么？”
他最担忧的是，自己看到近30年未见的亲人可能哭不出来，也无法对亲生父亲第一时间喊出“爸爸”。担心这一系列行为会被旁人指责成“冷漠”。
同时，翟马杰也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一直在追问郇玉峰：认亲以后，我应该叫赵少涛还是叫翟马杰？
郇玉峰在和他聊天中得知，为了能及时“抽离”寻亲现场，翟马杰甚至请求民警为他提前订好了回程机票，做好了“短暂探望、即刻离开”的准备。
“你不要预设团聚时的场景，也不要压制自己，就让情感自然流露。”郇玉峰及时提醒。车快要驶进村庄时，他再次安慰道：“所有人在这场认亲中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就像演电影一样，你也有自己的角色，你不用顾虑旁人。”翟马杰听罢有了笑意。
进村后，翟马杰在距离亲生父亲还有100米左右时，主动松开了郇玉峰和警官搭在他肩膀上的手，奔向父亲。
他一下跪倒在父亲身前，翟全林也俯身伸出手臂，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翟马杰的强烈情感能在瞬间自然表达出来，这让郇玉峰觉得欣慰。但他发现，双方在后来的交谈时依旧有些不知所措。吃饭时，翟马杰因为紧张，拿着筷子不停给父亲夹菜。
翟马杰认亲现场，他跪地和父亲相拥而泣。 受访者供图
生疏背后，是30年的情感断层。“孩子回来了，您不要催促他做任何重大的人生决策，更不要问以后决定在哪里生活。”郇玉峰叮嘱翟马杰的父亲翟全林。
他认为父子情感的重建，最好从生活中那些琐事开始，比如一日三餐，寒暑温饱。
“在认亲以前，父母以为自己的愿望是‘看一眼孩子，确认他一切都好’。”郇玉峰观察到，只是当团聚发生后，期待值总会不自觉变高，希望他能立即彻底回家、建立新的亲情纽带……
为了降低翟马杰第二天就要离开带给父亲的心理落差，郇玉峰倡议翟全林主动表达，让翟马杰以工作为重，按时回邯郸。翟全林也表现得很豁达，他说：“只要给我们一晚上单独相处的时间，我带他去看看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就够了。”
郇玉峰在给翟全林做心理疏导。 受访者供图
父子俩来到已是一片废墟的老房子前，翟马杰脸上逐渐流露出痛苦、失落的表情。他开始追忆记忆里那条家乡的小河，但已不见踪影。
就在他们伫立在破败废墟前的近20分钟里，陪同在旁的郇玉峰一直引导翟马杰对童年的记忆碎片重新“捏合”，也不断引导他们说出对彼此真正想说的话，给予对方力量。
“您是我血缘意义上唯一的父亲，现在我终于找到您了。”翟马杰在现场说出了一直掖在心里的话。
“你是我的孩子，你现在长大了，很多事情我都要放心让你自己去做人生的抉择。”翟全林回应道。
“他回到了久违的童年场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完成一次自我整合。”等到翟马杰从老屋返回现实生活场景时，眼神更坚定了。
此时，翟全林也平和了下来，停止了向翟马杰不断诉说多年寻子艰辛和悲愤。父子俩再次相拥而泣。现场陪伴翟马杰寻亲的几十号人，都感受到了父子俩在短时间内的变化，开始自发鼓掌。
郇玉峰在翟马杰的认亲现场。 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场被认亲仪式催化的亲情，但“仪式”并非每次都能得到亲情的回响。2021年，四川绵阳公安深入落实公安部“团圆行动”，以打拐民警胡祥雨为核心成立了打拐工作室，至今已寻回1200多名拐卖失踪人员，其中500个家庭在公安系统内组织了“认亲仪式”。
有时“催泪”的认亲仪式，恰恰也遮蔽了最真实的情绪表达。胡祥雨说起2024年他遇到的一个“棘手”案例。
4岁被拐的李坤鹏在35岁时被绵阳的亲生父母寻回。认亲现场，李坤鹏父母喂他吃米粉、当场赠送了房产。几天后，父母开车送孩子回河南鹤壁养父母家。当车渐渐驶进李坤鹏童年长大的异乡时，堆积在老李心中那种“孩子没享受到本该有的良好教育和生活”的怨愤，忽然上扬。
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养家的不满。这些话传到李坤鹏养父母耳中，两家的关系再度剑拔弩张，李坤鹏夹在其中，迷失了生活方向……
2026年2月2日，被拐37年的胡发祥（现名王鹏）与亲生母亲曹大姐、父亲胡先生、妹妹紧紧相拥。 受访者供图
不断被“修正”的亲情
那次认亲以后，翟马杰父子看上去彼此融洽，但依旧藏着许多微妙的遗憾。父子俩分别单独找过郇玉峰，向他讲述对于对方的不解。
翟马杰的心结在于，当他第一次回家认亲来到母亲墓碑前，想要放声大哭一场时，却被父亲以“当地风俗不允许”为由厉声拦下。
实际上，和翟马杰一同被拐的母亲，是他对童年这个家记忆最深的纽带，也是他认亲路上的最大动力。在母亲墓前没有用自己的方式纪念，成了翟马杰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我妈妈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翟马杰总是对郇玉峰如此描述记忆中的母亲，但实际上他对母亲的具体记忆已经模糊了。为了帮助他抚平内心的哀伤，郇玉峰让翟马杰画出母亲的模样。
而翟全林最在意的，是儿子在养父母家中一直没接受好的教育，导致后来成长中走了“弯路”。所以在后来的相处中，他总想告诫儿子不能再走错路了，但他发现每次“说教”都会把彼此的关系拉远。后来，他不知从何说起，总是战战兢兢。
为了调整翟全林的认知，郇玉峰会告诉他那些寻子路上十分坎坷、至今孩子生死不明的案例，提醒他最初“只希望孩子平安健康”的初心。这时，翟全林才会释然些。
郇玉峰也曾听翟马杰说过，他未来更大的可能还是留在从小长大的邯郸，赡养养父母。“他们很可怜，只有我一个孩子。”翟马杰也曾向郇玉峰表达过，更想把亲生父母家当成一门亲戚来走。
但翟全林对养父母的感情却很复杂，感激他们抚养孩子，也认定他们是人贩子的“帮凶”。他曾向儿子表态：“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们。”
父子俩各自保留着对于亲情的不同理解，也达成过短暂共识。2026年春节，翟马杰在养父母的鼓励下回到河南老家，陪父亲和姐姐过年。
这一做法，也符合胡祥雨这几年对被拐人员融入“抉择”的观察——被寻回时已成年的情况占到绝大多数，其中90%的成年人在团圆后，会选择依旧留在养父母所在城市，因为在那里他们已建立了稳定的生活系统。
“所以在这个阶段谈论寻回后的家庭融入，指的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能够保持互相关爱、经常走动的状态，经常能给彼此通个电话，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了。”胡祥雨说。
“成年被拐者主动融入原生家庭的案例很少，不足三分之一。”2015年开始，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李钢教授团队一直在跟访认亲时已成年的5名被拐儿童，试图理解他们融入原生家庭的种种困境。
李钢发现，被拐孩子与养家一旦产生新的情感连接，会慢慢取代他们对亲生父母的记忆与感情，使得他们在找回后对亲生父母感到陌生甚至排斥，认为亲生父母的到来打乱了自己原本的生活。
李钢非常赞成一位接触众多被拐寻回案例的检察官得出的结论：“被拐儿童与亲生父母之间情感的疏离，是拐卖儿童犯罪最为残酷的现实之一。”
李钢团队在研究中还发现，被拐者总是呈现自我认同感削弱——不愿谈及身世，同时负面情绪扩张，对社会的反抗与敌意较大，易误入歧途。与此同时，亲生父母对归来孩子的挑剔、遗憾，也会将被拐孩子不为人知的旧伤“撕开”。
在种种偏见与错误认知面前，让各方真实的声音有机会被“看见”，尤为重要。
后来对李坤鹏一家寻亲后续的追踪中，胡祥雨多次向他本人解释了父亲“愤怒”的来源——一种无法和时间对抗，只能眼睁睁看着亲生儿子在社会底层艰辛生活的心疼和无奈。
但最终让李坤鹏内心有所触动的，是当他决心买辆冷链货运车跑长途改善生活时，亲生父母听说了，立即拿出10多万元支持他的想法。后来，李坤鹏在贵州跑货运时突发急性阑尾炎，无助之时告诉了胡祥雨，胡警官又转告给李坤鹏父母。两位老人立即开车动身前往贵州照顾儿子。
而另一个被亲生母亲视为“问题女孩”的被拐孩子云云，在遭遇母亲对其“借贷不务正业”的攻击后，许久未和母亲联系。胡祥雨在了解女孩的难处后，又再次和她母亲解释，帮助母女俩破冰。
在一次次经由胡祥雨充当“传声器”的过程中，被拐当事人和亲生父母之间消弭了许多误解。
社会合力“托举”个体选择
在公安打拐领域深耕多年的胡祥雨，明显感觉到这几年打拐问题的社会综合治理已达到了历史最好阶段。
国务院2021年颁布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也明确提到了坚持和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胡祥雨所在的公安系统内部，也在不断提升民警面对被拐事件当事人的心理危机处置能力，不定期会有当地妇联、民政系统的心理老师来给基层民警做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培训。
胡祥雨也意识到：“作为公职人员，在社会信任度上，对于消弭寻亲家庭的冲突有天然介入优势。很多人会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你，或是把一些不好张口对彼此说的话转述给你。”现在，被拐人员寻亲团聚案例的基本流程，都是办案民警承担和几方当事人的前期沟通，这会在短时间内让当事人更容易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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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郇玉峰也发现，不少民警并不具备与此类敏感脆弱当事人沟通的能力，如有专业社工一类的角色能够参与其中，将会更好推动“被卡住”的亲情向前一步。
李钢教授也认为，目前认亲后的社会支持体系仍有待完善。大部分外部支持会迅速撤出，公益机构通常缺乏长期跟踪的资金和专业人力，深度的心理干预和社会融入支持相对较少。
而孩子“回归”后，亲生父母通常带有愧疚、焦虑和过度补偿等心理，对孩子来说有时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孩子也常伴有身份认同危机、忠诚冲突、创伤后应激等问题，与亲生父母接触时充满纠结和矛盾。
郇玉峰始终坚持，每一次“寻亲团圆”的主人公会因为后续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同，走上不同的轨道。但目前郇玉峰团队为近50个寻亲家庭提供的心理咨询，均以公益服务的形式达成。
“肖振宇警官也曾多次想要帮忙申请额外的补助，但尚未实现。”郇玉峰描述。这背后其实是在打拐团圆事件中，社会支持力量的专业价值是否能得到认同的问题。
“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和公益机构能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帮助父母理解孩子的‘冷漠’或‘怨恨’，学习如何在不施加道德压力的情况下重建信任；帮助孩子处理‘被抛弃感’，重新学习解读父母的行为，这将给亲子关系修复带来很大帮助。”李钢教授表示，
胡祥雨作为打拐民警，一直在延伸自己对打拐家庭的“追踪时长”。只要后续有愿意和自己沟通的被拐家庭成员，他就有义务为其提供在彼此融入阶段的帮助，“这并非打拐工作的额外帮扶，而是这一系统工作本身。”
“民警牵头，专业社工、志愿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同步加入，成为有力的补充”，或许是一个更为现实的帮扶模式。
关于是否应该“回家”这个问题，这些年郇玉峰从未给过任何被拐孩子所谓的标准答案。
他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支持者，尽力支持当事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决策，不加所谓“道德评判”地把生活主权还给当事人：“无论何时，在寻亲事件中，当事人的发声才是最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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